「我曾經滿懷理想，相信可以透過教書扭轉這些學生的命運，但在認識派屈克之後，我漸漸明白，不可能只憑一己之力就改變他的人生。」
「這就是這個社會的運作方式，一個碰到問題的人，體制不只無法幫助你，還把你關進監獄裡。」
「我們或許永遠都無法有同樣的資源，但我還是相信閱讀能創造一個獨特的時空，在書本的世界裡，我們都是平等的。」
文／許文貞，圖／鄧博仁
2018年01月05日
教育真的能翻轉人生嗎？台裔美籍的哈佛法律高材生郭怡慧，曾參與美國偏鄉教學2年，多年後卻發現教過的優秀學生派屈克因為殺人入獄。她於是決定放下工作，走入監獄，花7個月的時間陪著派屈克閱讀、寫作。
單憑己力無法改變他人
郭怡慧坦言，「我曾經滿懷理想，相信可以透過教書扭轉這些學生的命運，但在認識派屈克之後，我漸漸明白，不可能只憑一己之力就改變他的人生。一個人的確可以改變一些事情，但要真正從根本改變，需要很多人一起才能辦到。」
郭怡慧與派屈克在2004年相遇，當時她22歲，剛自哈佛大學畢業，投入教育組織「為美國而教」（Teach for America），到阿肯色州赫勒拿的中學教書2年。赫勒拿位於密西西比河畔最窮困的三角洲地帶，15歲的派屈克是非裔美國人，5歲時就目睹父親販毒，11歲時不小心因為玩火燒傷自己，在學校大量缺課。
找到屬於自己的一本書
那所中學專收其他學校不要的壞學生，郭怡慧卻不放棄，她為學生開閱讀課，在班上打造小圖書館，「我相信每個學生都能找到屬於他們的一本書。」學生們反應很好，特別是派屈克很愛讀書，表現優秀，讓她印象深刻。
沒想到在郭怡慧離開赫勒拿、數年後即將自哈佛法學院畢業時，卻輾轉得知派屈克因意外而殺人入獄。她決定先放下非營利組織的公益律師工作，回到赫勒拿，幾乎每天到監獄，除了陪派屈克面對開庭，也陪他讀書。
書本世界裡人是平等的
「那時，我再一次意識到我無法改變他們的人生：我發現好幾位當初教過的學生後來都有犯罪紀錄。這些學生因為缺課被踢出學校，沒有人顧著，除了惹事進監獄，還能去哪裡呢？這就是這個社會的運作方式，一個碰到問題的人，體制不只無法幫助你，還把你關進監獄裡。」
十多年來，郭怡慧和派屈克維持亦師亦友的情誼，「我來自中產階級、有著良好學養的家庭，派屈克卻來自貧困的三角洲。我們或許永遠都無法有同樣的資源，但我還是相信閱讀能創造一個獨特的時空，在書本的世界裡，我們都是平等的。」
「我告訴學生，我不知道你曾經歷過什麼事，你知道的事，有很多我也不曉得，但我不會因此讓你輕易放棄學習，我們會一起攜手走過這一切。」
「在美國身為少數族裔，我知道自己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樣。我很害羞、缺乏自信，我很想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。」
「他私下說過，我是他的天使。我最近才明白他為何會這樣說，這代表他的生命中幾乎不曾經歷過這樣的善意。」
不當亞裔乖乖牌 郭怡慧做自己
郭怡慧將她的心路寫成《陪你讀下去》一書，不只寫偏鄉教學及伴讀的歷程，也坦然直視自己的無力與脆弱，「我告訴學生，我不知道你曾經歷過什麼事，你知道的事，有很多我也不曉得，但我不會因此讓你輕易放棄學習，我們會一起攜手走過這一切。」
郭怡慧生於1982年，父母都來自台灣，祖父母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台，70年代又舉家移民美國，她從小就是典型的亞裔優秀學生，「雖然我來自中產階級家庭，遇到的人多半對我很好，但在美國身為少數族裔，我知道自己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樣。我很害羞、缺乏自信，我很想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。」
透過閱讀，郭怡慧從詹姆斯‧鮑德溫等美國黑人民權鬥士、作家的書中找到模範，不再當乖乖牌，轉而投入行動。她在就讀哈佛期間放棄學醫，轉讀社會學和女性研究，翹課擔任收容所志工。她投入偏鄉教學，後來讀法學院，畢業後擔任非營利組織的公益律師，如今在巴黎美國大學教書，她希望能從制度上做出改變。
「我剛到赫勒拿的時候，我以為這些學生不學好，是因為我是個糟糕的老師，後來我才發現是因為那所學校裡沒有足夠的人力和資源。這是結構和體制的因素，需要聚集很多人的力量，才能建立新的機制，除了給基層老師更多誘因，讓他們願意到窮困的地方教書，也要讓社會不再只用懲罰面對問題。」
在獄中，派屈克大量閱讀，為他稚齡的女兒寫了幾十封文字優美的信，後來更通過高中同等學力測驗，彷彿扭轉了人生。然而他假釋出獄後，卻帶著重罪犯的身分重新面對真實人生的困境。郭怡慧表示，「他必須掙扎著說服別人相信他、給他機會，又要面對昂貴的醫療保險、房租，和母親過世的傷痛。」
如今郭怡慧成為派屈克和他家人的好友，兩人仍持續通信，不過派屈克依舊喊她「郭老師」，「他私下說過，我是他的天使。我最近才明白他為何會這樣說，這代表他的生命中幾乎不曾經歷過這樣的善意。」
採訪後記
我很喜歡這本《陪你讀下去》，文字優美、譯文也十分細緻（雖然我覺得譯文語氣比作者本人來得老成XD）。作者郭怡慧Michelle的反思和自我揭露，讓這本書不是停留在「老師對學生」、「有權力者對沒有權力者」、「施予者與接受者」的單純層次。讀的過程中，讀者會跟著文字一起認識Michelle和Patrick身處的世界，一起掙扎，也一起思考，整個結構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。
「我在這段過程中不斷的明白，對，我當然不可能只憑一己之力，就改變他的人生。但其實，每一次當我意識到『我不可能做到』的時候，我還是會很沮喪，因為我真的很希望自己就能改變些什麼。」
Michelle沒有避開討論一件很重要的事：相對於Patrick的別無選擇，只能在窮困的赫勒拿想盡辦法生存，Michelle是有選擇的。她的文化、社會資本充分到足以讓她短暫的離開生活常軌，到赫勒拿教書、陪伴Patrick。她可以繼續留在那裡，她也可以離開到任何地方生活，她有選擇。
Michelle也讓我了解到華裔、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的處境：她並不是台灣人想像中總是很有自信、很優秀的華裔美國人，她始終意識到自己的少數族裔身份、意識到階級，意識到自己和大部分的人就是不一樣。她害羞、沒有自信，只能透過閱讀，在黑人民權作家的書中試著尋找自己的答案。
後來Michelle很勇敢踏出舒適圈，透過實際行動，走出一條非典型亞裔美國人的路線：她在哈佛棄醫讀社會學、參與倡議活動、到遊民收容所當志工，她投入Teach For America，到貧困黑人居住的赫勒拿教書，然後念法律，回赫勒拿到監獄陪Patrick閱讀，離開後擔任非營利組織的公益律師，現在在大學教書。
Michelle也坦言，在這段過程中，和父母之間有許多磨合。她和父母很親近，但父母都有他們的恐懼。書中也很誠實地寫到她父母對她的選擇的反應，甚至，我猜以華人「家醜不可外揚」的傳統標準來說，她寫得非常坦白。新書分享會中，她爸爸也開玩笑說了：「當你發現自己的女兒是個作家，你會恨不得把自己講過的所有話都吞回去。」
（有趣的是，美國Amazon上這本書有一篇書評，認為Michelle鉅細彌遺地寫了Patrick的家人，卻很少寫自己的家人。但我想在台灣、華人的想法來說，她已經盡可能的坦白了。再寫下去恐怕要起家庭戰爭了。）
採訪全文整理
（以Michelle Kuo第一人稱撰寫）
我大學的時候學的是社會學、女性主義，當時喊女性主義還是蠻邊緣、非主流的事。我身上常穿著寫有「女性主義」的T恤，不希望成為某種社會上認為「很女性化」的女性，也是在那段期間，我到遊民收容所當志工，第一線體驗到了社會經濟階級的差異。
雖然在美國，我是一個少數族裔，但我來自一個中產階級、有著良好學養的家庭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對我很好。而正是因為大家都對我很好，所以即使我非常隱微的感覺到有些什麼不對勁，我也會要自己忽略這個感受，不需要為了這個「不對勁」的感覺去質疑別人。
當你身為少數的時候，你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不同，但你不一定會主動提起這件事。
我先生在台灣成長，相對於我在美國是少數，他在台灣是社會中的多數，我發現他有一種很自然的自信心。這是我所缺乏、也很羨慕的。
書中有提到一件事，大約是我十歲的時候，我爸開車載我在排隊等著洗車，卻被人家喊「死老中」。我爸反罵回去，然後告訴我，要我記住我是美國人。那是我第一次很清楚的了解，原來我們跟其他人不一樣。
再更早之前，大約是我六歲的時候，我祖父會陪我走路去上學，後面常有人故意講侮辱華人的詞彙，我記得我那時告訴我祖父，希望他以後不要再陪我上學。
80年代的華人，在美國的媒體幾乎是隱形的，我看不到任何亞裔、華裔在社會各個領域的代表人物，也難怪當時的父母總是希望子女讀數學或理科。現在回頭看，才發現這一切都是息息相關的，在我成長的年代，完全沒有亞裔的作家、倡議人士、政治家等等，所以亞裔的小孩不被鼓勵做這些事。
我大學時不太算是個倡議者，但我喜歡投入社會工作。我在收容所當志工，提供遊民一餐飯和一個能休息睡覺的地方。人們來來去去，當我真正看到我們幫助了一個遊民，讓他成功找到工作、找到住處、站穩腳跟的時候，是很振奮的。
當時學校裡其他同學在校長室發起一個抗議活動，希望校方能提高清潔人員的薪資，當時甚至有一位清潔人員的薪水低到無力負擔住處，無家可歸，我在收容所當志工的時候就看過他。
我參與了部分的抗議活動，但我心裡還是有些害怕擔心，以至於沒有參與完全程。老實說，我後來心裡其實很後悔當時沒有參與，特別是當我看到其他參與抗爭的同學們得到學校老師的支持、被大家當作英雄的感覺，他們的也在行動中獲得自信和力量。
我意識到，我必須突破自己，接受挑戰，如果因為太害怕而不願冒險，就會因為錯過而後悔。
我的成長環境跟三角洲的學生非常不同。我想我其實到現在都還不一定明白該如何跟學生們建立連結，因為你必須同時是個權威者，又要是一個願意揭露自我、表露脆弱的一面的人，這很矛盾，你怎麼同時做到兩者？
後來我告訴學生，「我不知道你經歷過的一切，你知道的事情，很多我都不曉得，很多時候，我或許會顯得很笨拙，你必須對我有耐性。」
但同時我也清楚地讓學生知道，我不會讓你輕易的放棄學習，我有我擅長的、知道的事物，而我會盡力把這些知識都交給你們。如果你不每天來上課，你會後悔的，因為我們要一起攜手經歷這一切。
我後來也在學生臉上看到他們對自己的驕傲。我發現，其實只要讓學生明白自己能成功完成什麼，他們就會對自己感到驕傲，就會對自己有自信。這些學生中有很多人從來沒有感受過這件事，一直以為自己什麼事情都做不好。
我在第一年的時候逐漸發現我太天真，我怎麼會單純的以為自己有能力可以扭轉這些學生的人生？不過我當時不理解，那是因為我在面對的其實是整個結構制度的問題，我還以為我是一個很不會教書的老師，我猜當時我兩者都是。
我念完法學院，再次回到三角洲時，我再一次意識到我無法改變他們的人生。我發現好幾位我當初教過的學生，很多人後來有因犯罪被捕的紀錄。我怎麼會這麼天真！這些學生因為缺課被踢出學校，除了惹事進監獄，還能去的了哪裡？
這就是整個結構的運作方式，在美國，一個沒有工作，或是帶有精神疾病的人，體制不只無法幫助這些人，更把這些人關進監牢裡。
在獄中陪伴派翠克的七個月期間，我親眼看見他寫的字、他寫的文章逐漸轉變，他的用字優雅，閱讀也大有進步。我想，太好了，這代表只要有人願意陪在這些孩子身邊，就有機會改變現狀。但當他出獄、面對真實人生，他依舊在掙扎，試著找工作、試著說服別人相信他、給他一個機會。
我也幫他聯繫了很多工作機會，但他還是常常有狀況，像是有時候會突然沒去上班。除此之外，派翠克的母親在他出獄後一段時間，就因為糖尿病而過世，他還要負擔他根本付不起的醫療保險費，等等等等所有的事情。
我想我是在這段過程中不斷的、反覆的認知到這件事。明白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，因為我在讀的就是必須改變的法律、結構、體制，需要聚集很多人的力量，才能建立新的機制，讓社會不再只用懲罰面對問題，或給更多老師誘因，讓他們願意到窮困的地方教書。
我在這段過程中不斷的明白，對，我當然不可能只憑一己之力，就改變他的人生。但其實，每一次當我意識到「我不可能做到」的時候，我還是會很沮喪，因為我真的很希望自己就能改變些什麼。
一個人的確可以改變，但要真正從根本改變，需要很多人一起才辦得到。我現在在大學教書，所以我在做的事，就是幫助學生從這樣的角度思考，怎麼樣才能從體制做出改變。
我後來也明白，我無法改變他們的人生，不是因為我是一個糟糕的老師，而是因為我當時在的那所學校沒有充分的資源和團隊。
我跟我的父母都一起經歷了很多事。對於我念了社會學、到三角洲教書、念法學院然後現在在大學教書，我想我的父母親也都一步一步的慢慢接受這些事。他們就像所有的父母，有他們的懷疑和恐懼，也有背後的原因。我們都一起改變了很多。
大學的時候對我來說真的很自由，我離開家，在大學做了很多事，接觸不同的社團，自己辦獨立刊物，寫種族、性別相關的文章，開始真正的可以獨立思考。
那時我太開心，沒有花時間回過頭去跟父母溝通，讓他們知道我真正想要什麼。是一直到我27歲，念完哈佛法學院，思考到底要到薪水低但很有意義的非營利組織工作，還是要到大公司工作的時候，我才突然發現，他們依舊不懂我是個什麼樣的人。
我的美國朋友們的父母，從小就告訴他們：我們替你感到驕傲，我們會永遠支持你，我會傾聽你說的話。這些是我一直期望從我父母口中也聽到的話。
但另一方面我也明白，他們嚴格的教育，讓我變得更堅強、也更堅定。在這段過程中，我們都在挑戰、拓展彼此的認知，這其實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，因為有太多的不理解，逼得你必須要從對方的角度看事情。
派屈克說我是他的天使。我沒把這個寫進書裡，因為在美國的環境裡，人們不喜歡聽到這樣的比喻，因為這變成像是一個非非裔美國人拯救了一個非裔美國人的意象，是政治不正確的說法。
但我到最近才明白，派屈克是刻意這樣說，這代表他的生命中幾乎不曾經歷過這樣的善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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