費迪南．馮．席拉赫可說是德國最知名的律師作家。擁有20幾年的刑案辯護律師經驗，他以真實案件為靈感，不說教也不矯飾，以寫實的口吻，講述人深陷低谷中的故事，寫成《罪行》三部曲中的短篇小說，「全世界的犯罪故事都在討論是『誰做的』，但我想寫的不是偵探推理，我關心的是人的性格、動機。人是如何在毫無準備之下，赤裸裸的墜入犯罪的低谷？」
馮．席拉赫解釋，「我做了20幾年的律師，了解一件事：人都是雙面的，沒有一個人是百分之百善良。美國某大學曾做過學術研究，調查中發現，有50％以上的人曾經認真謀畫要殺害別人。傷害人的念頭其實距離我們不遠，打一個耳光，和拿一把刀刺入對方的肚子是一樣的，只是程度上不同。人都希望自己良善，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。」
刑案辯護 搞到憂鬱極限
馮．席拉赫日前來台宣傳三部曲最新作《懲罰》，言談間仍有刑案律師的嚴謹。在書展第一場講座中，他提出對網路時代有如實行「直接民主」的疑慮，更援引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1760年代為冤罪商人尚．卡拉斯（Jean Calas）平反的真實事件，討論法律存在的意義。話中隱含的意思是：我們之所以需要法律，是因為人不一定總是可以當一個善良的人。
馮．席拉赫生於1964年德國慕尼黑，曾經是德國知名的刑案律師，經手過100件殺人案和700件刑案，然而他在無止盡的罪案中感受到自己的極限，「繼續做律師的話，我可能會酗酒或憂鬱，或成為一個憤世嫉俗的人，所以我選擇寫作。」
好友自殺 下定決心改行
另一個寫作的原因則事關馮．席拉赫一位自殺的好友。好友與太太關係緊張時，好友的太太某日卻被陌生人殺害。馮．席拉赫將朋友的故事改寫在《懲罰》中最後一篇〈我的朋友〉，故事主角告訴好友：這不是誰的錯。好友卻說：也許你說得對，沒有罪行，也沒有罪責，但卻有懲罰，沒多久，朋友就自殺了。
於是馮．席拉赫開始寫作，「白天做律師工作，晚上睡不好的時候就開始寫，靠著香菸和咖啡，一寫就是幾個鐘頭。」連續出版幾本暢銷書之後，5年前才真正辭去律師工作，「如果我是一只裝著水的杯子，朋友的自殺，就是讓我覺得自己滿出來的那滴水。從他自殺那時起，我的角色逐漸從一位律師，轉變為作家。」
納粹祖父 讓他從小理解「責任」
身為暢銷律師作家，作品翻譯成30多種語言，費迪南．馮．席拉赫卻有一位納粹祖父。他的祖父巴爾杜爾．馮．席拉赫曾經是希特勒青年團領袖，戰後因此入獄坐牢，出獄時他才2歲。雖然家族中不避諱討論祖父當年的惡行，讓他逐漸明白祖父的特殊身分，卻也讓他困惑：為什麼一個人可以懂得欣賞文學、古典樂之美，也能參與野蠻、殘忍的罪行？
馮．席拉赫曾撰文坦言，他並不了解他的祖父。許多人總問他，祖父對他的人生有無影響？「我很早就明白，人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罪責。雖然沒有人能說我對我祖父的行為有罪責，但因為他是我的祖父，我跟他同姓，但某種程度上，我必須承擔責任，這是免不了的。」
馮．席拉赫解釋，「就像現在的德國聯邦政府，雖然不用為納粹時期的政府承擔罪責，但還是要負起釐清真相、防止悲劇再度發生的責任。我也一樣，不需要為祖父的行為承擔罪責，但我必須要肩負責任。」
雖然不一定直接相關，但馮．席拉赫的「責任」，多少也展現在他的創作上，除了以法官量刑的階段寫成的《罪行》、《罪咎》和《懲罰》3本短篇集，馮．席拉赫還寫過長篇小說《誰無罪》，就是以納粹時期相關的惡法為主題，探討戰後德國政府的罪行，更促成德國政府全面徹查與納粹歷史相關的案件。
穿梭在歷史、刑案與家族之間，馮．席拉赫透過寫作，最希望的還是能藉由這些極端的刑案認識人性。《懲罰》中，馮．席拉赫觸及當代人心的寂寞，「最嚴重的懲罰不是法官的判刑，而是人對自己的懲罰。我們無法原諒自己，導致的就是寂寞。」
愛讀書、愛寫作的馮．席拉赫，3月即將在德國出版文集《香菸與咖啡》，他笑說自己無法離開兩者生活，新作中寫的內容也最貼近他的想法。至於還會不會在三部曲後續寫刑案故事？「也許等到我年紀大了，80、90歲的時候，會為三部曲再多寫一本書，書名就叫做《平反》。」
這次專訪照片一定要先給一下攝影記者杜宜諳credit。他請翻譯在旁邊側坐，閃光燈打過去，在背景的牆上形成人臉的光與影。那天拍攝時間不長，卻有這樣的創意，我覺得非常厲害。
必須坦承，我對於任何雙口律師掛名的事物都心懷疑慮，但馮．席拉赫跟雙口律師完全不同。馮．席拉赫思緒十分清晰、嚴謹，他的書也是，律師不能違反保密協議，但他經手的案件夠多，多到每一張相似案件的臉孔堆疊起來，成了一張故事裡的臉，比真實還真實，卻又是虛構的。
因為專訪包含拍照只有一小時時間，加上必須透過口譯（這時候真的會很希望自己懂很多語言），我擔心素材不夠，還是去聽了在書展的演講和講座。書展的演講非常精彩，馮．席拉赫指出現代人透過網路發表意見、決定事情，連國家元首都用推特施政，有如古代希臘人施行直接民主，但他也提出疑慮：人性是可靠的嗎？眾人的智慧是可以信賴的嗎？
補充伏爾泰與尚卡拉斯的冤案事件（英文）
https://www.theparisreview.org/blog/2015/03/13/broken-on-the-wheel/
我直接想到幾個月前我們才剛公投決定某些人不能享有基本人權。不過馮．席拉赫舉的例子更為爭議：今天如果再發生性侵或殺害兒童的案子，一定很多人會希望政府能執行死刑（德國已經廢除死刑）。
死刑存廢我先在此略過。但從這些極端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來，人雖然希望自己善良，但在很多原因影響下，往往無法如此。
採訪當天，在等譯者來之前（馮．席拉赫英文其實很好，但他說自己的英文是「school English」，希望採訪還是用德文，也由此可見他的嚴謹），我們簡短聊了一下，我提到台灣的公投。他說，當時希臘人施行直接民主，就已經發現其中的問題，「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都不是新的，都是存在已經很久的事。」
罪案也是。他說，刑案律師當了20幾年，天底下已經沒有新鮮的罪案。真實人生不像推理小說一樣戲劇化，但每個人離犯罪都不遠。幸運的人，每天早上醒來，做好準備，出門面對人生，不幸的人，卻是在毫無準備之下，赤裸裸掉入犯罪的深淵。
德國人嚴謹、重隱私，馮．席拉赫不太細談自己的人生轉折和其中的個人情感，就算談了也是幾句話帶過（也可能是我採訪技巧不足），反倒是書中寫得非常詳細。可是一但討論到他對人性善惡的觀察和想法，他舉例再舉例，像是怕解釋得不夠清楚，慢慢地、精準地思考用字。我只能可惜自己不會德文，不過雖然總有些字句會在翻譯中流失，但幸好他想表達的意涵也在我組織文章的過程中逐漸形成。
（勘誤：《罪行》三部曲是《罪行》、《罪咎》和《懲罰》。然後未來可能很久以後會出的第四本是《平反》，錄音檔聽了兩次為什麼還會聽錯呢殺了我吧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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